四川什邡是有近200多年种烟历史的晒烟之乡，毛主席的雪茄烟就是这里的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，这个小组后来迁至北京，并被称为“132小组”。这个特供烟生产组里发生了很多故事，本报记者特意到四川省德阳市拜访了当年生产组的一位老人，揭开了一段历史之谜。 毛主席犯了咳嗽病我们开始做雪茄
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，什邡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。今年82岁高龄的范国荣老人因为技术好被选派出来为贺龙元帅造烟，然后又为毛主席造雪茄。
“1964年秋天，有一天厂里的书记开会通知我们几个人，明天休息一天。然后到仓库里带些最好的烟叶，带上洗漱用品，不用带铺盖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。”老人说，当时他们被入选的一共四个人，都是政治合格，技术过硬有经验的工人。“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，到了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，才知道是要给贺老总造烟。在成都大概呆了四个月左右，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每个人每天手工制造要生产100—200支。”
老人回忆道：“上头有人告诉我们，当时毛主席抽的是纸烟，犯了咳嗽病，然后有人建议拿些雪茄试试，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。我们也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。”
毛主席选2号烟贺老总选33号烟
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，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。其中的1、2、13、33号成为选定产品。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，如今在厂里还珍藏着一张毛主席吸烟时的照片，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，上面标有“2号”字样。
“贺老总抽的是33号烟，浓号烟，味道非常浓，毛主席是中淡味的，外形都是约为100毫米左右长、食指粗的中号雪茄。雪茄烟的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，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，先要进行粗加工，去烟梗；为了增加湿度，要拿越南桂皮、曲酒蒸；然后用特级花茶漂，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。之后是晾晒、卷制，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，10支一包装进烟盒，要派专人送上去。”说到这段经历老人神采飞扬。
范国荣老人又解释道：“做好的雪茄不但在味道上有严格要求，在烟灰上的要求也相当高。烟灰大致有三种，麻灰色的、黑灰色的、白色的，好的雪茄烟烟灰不但要雪白，落到地上还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状。”为了鉴定烟的味道、烟灰的颜色，制作的工人都要把烟叶简单卷起来品尝。
烟花把中央领导的台布烧了个洞
在给毛主席造雪茄烟的最初阶段，因为没有更多合格的人员，所以只有范国荣一个人入选。老人说：“所有的工序都要一个人完成，选烟叶、品尝、制作等等，进度就很慢了，有时候根本赶不上进度，后来厂里就选派了一些有底子的工人过来学习。”
特供烟性质比较特殊，如果发生质量问题，厂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这些学徒也会因为技术不硬实被撤出小组。范国荣老人说：“一次，中央领导人正在开会时，手中的烟头弹出火花，将台布烧了个洞。我们就把烟拿回来进行研究，才发现是因为卷烟的烟芯没有弄平整，因为摩擦导致自燃。当时造烟的时候，烟叶是半月形的，做烟的时候也分左右两边，一查知道是学徒技术上出了问题，便被立刻撤出了小组。”
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卷烟厂都想来学这一技术，上海市烟厂特意派了两名劳模工人来学习。“两个礼拜后他们觉得差不多了，说回去做好了烟，拿过来让我们鉴定，后来他们寄过来10支一包的，没有一支合格。”范国荣谈起这点很自豪，“我们都做了几十年，每次还是会出大量的废品，哪里是几天就可以学会。”
老鼠偷走车间灯绳惊动公安局
因为是给毛主席造烟，安全最重要。
“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，安全措施非常到位，周围拉着钢丝网，钢丝网是第一道防线，然后是屋门。进屋以后，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。每次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，各路门窗上都要上封条。”范国荣老人一边比画柜子的大小，一边回忆着。“平时门是随时上锁，谁要想进我的屋子，必须要经过党委书记和厂长的特批才可以进去。如果有陌生人进去了，要记下这个人的长相，说了什么话立刻向上汇报。”
老人的故事里提到一个细节：“有一次放假回去，我把门上的封条拆了进去。进门拉灯绳，手在门口墙上一摸，灯绳没了，找来找去没发现。和厂长说了之后，厂长立刻就和县公安局来了，成都军区也立刻派人过来了。你想，封条、门锁好好的，可灯绳没了，怎么回事？后来他们爬上屋顶检查，揭开瓦盖的时候才发现，灯绳被老鼠拿来做了垫窝。”
进京造烟132小组诞生在中南海对面
1971年根据上级指示，范国荣和另外两名造烟师傅黄炳福、姜跃荣一起从什邡迁到北京中南海对面造烟。
用老人的话说是“林彪事件之后，造烟更加正规了”。鉴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，供给毛主席的是2号烟，迁移到北京后的供烟生产组被称为“132小组”。
范国荣老人回忆起那段生活开怀大笑：“快秋天的时候我们到北京，那时候穿衣服都很厚了。我们住在中南海的对面，里面原来是日本驻中国大使馆，墙上拉着电网，门口有士兵站岗，不知道的人以为里面肯定住着某位大领导。”老人的住址是南长街80号，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。
“里面只有13个普通人。”范国荣老人扳着手指头给记者数着，一个保安，一个厨师，一个开车的，两个烧锅炉的，一个书记，外带四个学徒。“我们一到北京，当时北京市市长就去看我们，还问有什么困难没有。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，特意把我们几个人的家属从四川迁到北京。结果她们因为适应不了北京的生活习惯，呆了半年后非要回四川，北京市领导还以为我们有什么困难，说有什么事你们提出来，一定给你们解决，再三挽留。”